重庆来福士广场建筑真的很“丑”吗？在最近出版的《重庆建筑》上有这样一篇随笔。
作为长江和嘉陵江夹角朝天门的新地标，来福士在设计效果刚公布时，就受到不少重庆人的咒骂。
当地人对朝天门的爱有多深沉，对来福士的吐槽就有多猛烈。最新一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火上浇油，将已开业的来福士送上榜首。
曾经的“中国商业第一街”、长江和汉江两江相夹的汉正街正在经历同样的“洗礼”。
位于两江交汇处的汉正街中央服务区规划建设高度约米的双子塔，总建筑面积约万平方米，项目以现金融、高端商务等业态为主。
汉正街中央服务区规划图朝天门和汉正街以小商品批发著称，均发迹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
斗转星移，它们风流不再——传统线下批发业态在市场搬迁折腾中偃旗息鼓，在线上电商冲击下疲于应付，如今连地皮也让位于“高大上“的复合商业大厦。
西部的朝天门、中部的汉正街批发市场已然熄火了，但浙中山区有特例。三十余年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售额仅为汉正街市场一半，现在前者已一跃成为“华夏第一市“，销售额远超后者。
最近，在全民摆摊热潮之下，小商品货源之都义乌又成了最大赢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摆摊摆出名堂的市场不少，笑到最后的为什么是义乌？搜狐城市选取汉正街、朝天门、义乌为样本，理一理中西东部小商品市场的兴衰历程。
01缘起
汉渝坐拥地利义乌“鸡毛换糖”
“十里帆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
汉正街是“古汉口之正街”，是汉口历史上最早的中心街道，是万商云集，商品争流之地。
昔日汉正街经营品种包罗万象，有行栈、批发商、零售商。
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使得汉正街经济影响辐射超出湖北遍及大半个中国，明末清初汉口已成为商业名镇，号称“四大名镇”之首。
早期汉正街市场新中国成立后，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长期停歇。与小岗村农民自发进行农村联产承包一样，汉正街的重启也源于市民自发之举。
汉正街个体户、有“盲侠”之称的郑举选回忆说，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一直偷摸摆摊做小生意，几次被当作资本主义抓起来，但迫于生计“屡抓屡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开始有限度放开汉正街市场，包括郑举选在内的个体户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做生意了，首批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在汉正街持牌摆摊创业。
义乌区位优势不比汉口，但义乌人有天生的摆摊基因。由于土地贫瘠，义乌人发明了以大量鸡毛等动物毛发“塞秧根“来提高粮食产量的土方法。
从明清开始，义乌便有人熬糖挑担去外地换鸡毛，史称万人”敲糖帮“。他们不仅卖糖，还兼做货郎卖百货，是备受广袤农村小朋友欢迎的流动商贩。
新中国成立后，敲糖帮沉寂数十年。
改革开放前后，专为在外行走的货郞担配货的小摊贩，开始在义乌廿三里镇和稠城镇聚集，这是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年，有关部门在旧城中心湖清门沿街露天铺设个水泥板摊位。当年9月，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成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到年，市场成交额达万元。相比汉正街和义乌，朝天门批发市场来得晚一些。
位于重庆渝中区东南端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金三角”地区的朝天门批发市场始于年，年正式开业。市场以中低档商品批发为主，销售各类小商品、生活用品、服装鞋帽。
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巅峰期拥有余户经营者，直接从业人员达10万人以上。
02分野
义乌高歌猛进汉渝踟蹰前行
汉正街、义乌算是开全国先河的批发市场。
改革开放之初，大型专业市场寥寥无几，到了本世纪初，全国成交额在百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超过50个。
数据显示，在年之前，汉正街市场凭借年历史积淀和先发优势，一直处于国内同类市场首位。
年之后，义乌市场后发制人，交易额一直领先，市场竞争力和知名度也是首屈一指。朝天门市场在九十年代则稳居西部同类市场之首。
义乌商品城不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三地批发市场差距在逐渐拉大。
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亿元，同比增长10.9%；义乌市电商交易额达.03亿元，同比增长25.3%。
年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小商品市场实现交易额.1亿元，增长12.0%。
湖北日报去年年底的消息显示，汉正街市场目前年交易额超过0亿元人民币，其中服装产业超千亿元。
按照武汉市出台的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到“十四五”（-）末，汉正街年交易额突破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年增长%以上。
饶是如此，汉正街的五年目标也比不上义乌目前的数据。
义乌汉正街朝天门历史交易额对比而朝天门市场的最新交易数据目前已不可考，年中新网的报道显示，市场年交易额达多亿元。
作为市场兴衰的晴雨表，重庆棒棒可以提供一个视角。
重庆媒体推测，巅峰时，重庆棒棒人数达到三四十万，到前两年，棒棒人数已不足人。除转型为固定搬运工职业的棒棒，传统意义上以一根扁担揽活的棒棒，人数可能远远低于人了。
棒棒即将成为历史朝天门棒棒头儿王奎最多时统帅50余人，业务一度遍及整个重庆城。
王奎回忆，棒棒收入的巅峰，是在年到年这10年间，那时钱还值钱，收入逐年上涨，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元到七八千元。
大概五六年前开始，朝天门的生意回落，棒棒收入也随之下跌，现在一个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元就相当不错了。
03现状
搬迁难言成功汉渝殊途同归
批发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交易成本低，而交易成本又主要体现在运输与租金上。汉正街、朝天门的这两个先天优势早已不复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汉正街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弊端日益凸显：
依赖现金、现货、现场的“三现”交易，市场瓶颈难以突破；传统“买全国、卖全国”，批发走量模式逐步式微；占道经营、前店后厂等“脏乱作坊”格局，导致火灾频发。
汉正街一度火灾频发据不完全统计，年以来，汉正街火灾火险事件超过10起。年1月17日，一栋商用楼蹿起火光，大火烧穿整栋大楼，14人遇难。年5月27日，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突发大火，余只摊位被烧毁。
因拥堵、火灾等问题凸显，武汉市年提出“用三五年时间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进行整体搬迁改造”，搬迁至黄陂汉口北及三环外区域。
据汉正街管委会年统计：自启动搬迁改造以来，汉正街1.67平方公里核心区，经营面积从万平方米萎缩至万平方米。原先2.7万商户过半迁往汉口北和汉川等地。但仍有1.2万商户留守，其中八成从事服装及相关行业。
两地相争之下，汉口北和汉正街一度爆发多轮抢客战。迁出又搬回，是汉正街不少服装商户的共同经历。专家指出，汉正街整体搬迁改造工作推进艰难，令商户左右为难，确实与缺乏统一持续的政府引导有关，最终结果可能是市场势能耗散、商贸资源流失，进而将“天下第一街”金字招牌拱手让人。
目前，汉正街服装商铺为年中大促忙碌着，有的店铺忙着网络直播卖货；也有不少店铺忙着打包发货。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提出要成为“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球”的国内强大市场枢纽和国际性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往昔“天下第一街”浴火焚身还是浴火重生着实难料。
而汉口北已形成服装、鞋业、皮具、酒店用品等30个专业市场集群，拥有3.2万名经营商户，现在大多数商户批零兼营。市场计划打造亲情式体验街区，全面向体验式消费的“网红打卡地”转型。汉口北有生意可做，朝天门“搬迁户”则欲哭无泪。
门可罗雀的新市场年，重庆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南岸区迎龙承接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群。然而，老“朝天门”迟迟不见搬迁，新“朝天门”半天不见盘活。
有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商贸批发企业认可朝天门市场的各类经营条件，搬迁意愿较低，倾向于继续留守。新商贸城零售不行，批发也做不动，现在大多数经营户生意惨淡。当初的租赁户多数已撤离，只剩下购买了门面的部分业主苦苦支撑，且商贸城与业主纠纷不断。
从目前的结果看，汉正街、朝天门这两场旷日持久，由政府主导的专业市场搬迁，很难说是以成功告终。近年来，多个大城市把城内批发市场迁往城外，但几乎全部遭遇“搬迁难”。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和新市场缺乏吸引力。这是“商业困局”中难以解决的一题：在政策、市场和经营方多方纠缠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在汉正街、朝天门搬迁折腾的这些年，电商已席卷全国，但两地商户并没有抓住这波风口，反而是在与拆迁部门的一次次交涉中消磨掉了红利期。地方政府早期并无推动批发市场电商化的强烈驱动，而是瞄准了更简单粗暴的“批发市场搬迁至外围商贸城、旧市场黄金地皮拆迁建高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朝天门来福士和汉正街双子塔应运而生。
来福士
04探因
义乌经验：政府、市场谁是主导
反观义乌，借助电商东风，网购小商品大多来自义乌；搭上跨境贸易大船，已成为“买卖全球”的批发市场。在义乌，你要不说“O2O，跨境电商”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义乌凭什么把摊子铺在了全地球？
有观点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互相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地方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形成独特的发展型政府，建构独特的地方要素禀赋，从而推进当地的市场建设。
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
浙江省委党校副研究员、义乌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志文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义乌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相比温州的“无为而治”激发民间活力，义乌采取的是“有为而治”。从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建立起，义乌政府部门就有创新有突破，在此过程中，义乌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小县，向商贸城市的初步转型。
义乌小商品市场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孤立建设和发展市场。杨志文等人所著《见证义乌》一书中记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义乌政府提出“引商转工”、“工商联动”发展策略，引导商业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发展优势明显、与市场关联度高的产业，逐渐形成饰品、袜业、拉链、服装、玩具、文化用品、五金等产业集群，与小商品市场紧密联动。
上世纪80年代，造一把伞骨只赚几分钱，几只发卡才赚一分钱，但义乌人不嫌少，坚定发展市场上好销售、本地有优势、同时又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赚到钱后转而把资金投入制造业。然而汉正街经营户们“空手”转买转卖，很少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且完成了资本积累后，大部分离开汉正街另寻他业。
“政府介入市场的程度，义乌把控得比较好，没有放得太开或管得太死。”杨志文说。这几十年来，义乌的发展主线就是“富民强市”，历届党委、政府在继承和创新上比较理性，基本没有做无谓消耗，尽管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同，但确立“兴商建县（市）”的总体发展战略至今不变。政府在大框架上制定方向，微观层面依然交给市场主体。
相比之下，汉正街早前长期沿袭集贸市场式发展模式，“假货一条街”的市场形象不佳，阻碍了进一步发展。虽然在90年代初，汉正街就构建了“买全国，卖全国”的独特市场格局，但市场定位一直摇摆不定。
年汉正街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国际梯级结构的小商品城，但没有仔细思考策划。年，义乌策划走向世界时，“汉正街市场”又被提出成为汉正街的定位。进入新世纪后就是批发模式式微、物流交通滞后、火灾事故频发、搬迁拉扯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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