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各种不同源泉所产生的综合作用是显著地提高了美国东北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给出了不同类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数据。这些是其增长百分比的变化范围,并按照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通常规模较小的非资本密集型产业分为两类。
这两类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可比比率强烈表明,资本深化并不是提高人均产出的先决条件,即使在一些特定产业里,比率也不是特别高。大范围的制造工业展现出了高生产率,甚至包括作坊、制造厂及那些依靠有限的机械化和原始动力源的小企业也是如此。
这加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是整个经济中许多渐进式发展的累积效应这就类似于我们在对汽船航运中的生产力进步分析中所观察到的模式。在年和平到来后,从美国商业的角度来看,英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在年以前,对国外商品征收关税,虽然原本旨在保护,但设定的税率却是无计划的马虎方式,并以最大化政府收入为目的。东北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得到了从西部到南部足够的支持这保证了年《关税法案》的通过。
年关税对大部分工业制成品从价计征20%~25%,对原材料征税15%~20%。一般来说,虽然廉价棉花因从量税而被国内市场拒之门外,但是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水平却无法阻止当时大部分产品的进入。
此外,对原料特别是原毛的税收,降低了使用原毛作为投入的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从年直至年,贸易保护主义潮流高涨;美国的棉花、羊毛、玻璃、铁制品的生产商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连同原毛和麻的生产商也分得了一杯羹。
描绘了以税率衡量的美国关税历史。它显示了年《关税法案》实现的创纪录的高关税,而一直到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才再次出现与之相当的情况。一般而言,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偏好高关税,南部各州却并非如此。
政治把戏导致了年的高关税,亦即“可恨的关税”,这促成了南方的焦虑并在短短几年内迫使其达成妥协。事实上,南方对联邦的严峻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而该条例甚至是在年提出下调进口关税后被立法的。
年《关税妥协法案》规定十年内所有的关税都将被降至从价计征最高20%的水平。然而,在年关税达到20%的最水平后仅仅两个月,刚刚控制白宫的辉格党便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关税税率恢复到了10年前的保护性水平。
而总统约翰·泰勒尽管身为南方人也接受了这一法案,因为他认为此举能够为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随着年民主党重新掌权,较为缓和的关税制度被迅速确立;年《沃克关税法案》则树立了一个榜样并一直沿用至年。
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时期和随之而来的进口增长增加了关税收入,从而使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盈余。在美国财政部里越积越多的资金导致了税率的普遍下降,且很多商品被列入免税名单。就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看起来可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加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正如所示,年关税平均低于应纳税进口货物价值的20%,而该水平只有适度保护的意义。在19世纪的前50年里,美国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年,美国人口为。而到年,这一数字增长到,到了每年约3%的增长率,远高于当时其他各国。
人口的快速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自然增长率上升和移民率居高不下。美国早期的家庭普遍比较庞大。尽管证据不够完整,也能表明年时女人们的平均结婚年龄很小,一般在20岁以前,并会生下7个左右的孩子。很少有男人或者女人保持单身。
然而在19世纪的前50年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常态以前很久,农村地区便已经开始出现生育率下降的趋势。经济史学家们曾提供了一些假说来解释这一相当令人费解的生育率下降现象。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安场保吉提出了“土地的可获性假说。
他认为: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价格上升,农民赋予其子女一份田产的成本也上升了,因此双亲会选择拥有更小的家庭,从而为他们的孩子保证一个物质优裕的生活。威廉·森德斯特罗姆和保罗·戴维曾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
农村地区非农就业人口的增长迫使农民让其子女“待在农场”，从而为其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马里斯·维诺维斯基斯则指出更多的传统因素,如城市化、工业化和文化水平,也同样发挥了作用。共和国早期的死亡率也很高,1岁以下白人婴儿的死亡率达到了近20%的水平。
虽然存在生育率下降和高死亡率,但由于出生率也十分高,自然因素引发的人口增长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尽管在总人口的快速增长中,高出生率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移民也同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因为流入的移民中有大量工作年龄的非熟练男工。
这数据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来到美国的工人数量。而这一阶段末期移民的大量增加是由欧洲的各类事件引起的—爱尔兰的马铃薯荒，以及欧洲的政治动荡。从年到年,移民仅占美国总人口增长的3%,而从年到年,它占比为25%~31%。
这显示了整个时期农业都持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也显示了在年和年劳动力分配是如何的不同。采矿业实现了最大规模的飞跃,很大程度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制造业工人数量高达20倍的增长。
在南北战争前夕,制造业有万个工人,且大多数都集中在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就绝对数字而言,农业劳动者增加得最多,但相对增长最快的是制造业工人。经济结构正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转变,而这恰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正常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产品得以在更大规模且更具综合性的市场上销售。另外,正如所示,企业规模也在扩大,这反映在每家企业的雇员数量上。例如,—年,棉纺织业平均每家企业的工人数量是毛纺织业的近三倍。
是帽业的两倍以上在以牺牲产品工艺为代价换取更高产量的极大压力下小型手工作坊也日渐让位于工厂。企业规模的扩大十分明显,不仅在已实现机械化或者正在实现机械化的产业方面,而且在如帽业、图书业和鞋业等非机械化产业方面。
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生产单位规模扩大的趋势。而另一个关键性转变则是劳动力分工的加强,它减少了一般技能工人的比例和作用。在细心监督下以标准化产品为目标的一个更紧张的工作环境是质量控制的早期形式。
哈泽德曾在其研究中描述过在非机械化作坊里的这类转变:基甸·霍华德是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南兰道夫的鞋商;他拥有一“群”员工,在他12英尺长的作坊里量尺寸、做鞋和抛光。一个做鞋楦、一个钉缝鞋底、一个做前边缘、一个上鞋跟并“修平”,且在手工缝制鞋的情况下。
还需要两三台缝纫机,以保持群里的其他人一直忙碌。由于更高的标准和对产出速度的要求,市场对专业化提出需求,从而在这个12英尺长的作坊里,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也开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并非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成为受过正规培训的鞋匠,也许只有一人是,而且他还是老板的承包商,也就是按照特定数量和交货日期去完成从中心店带出的大量合同的人,雇用那些“习得”某一个程序知识的制鞋工人,并在自己的监督下安排他们的工作。
在这个团队中,包括一个做鞋楦的人、一个钉鞋底的人、一个边缘制作者以及一个磨光者。有时候,随着业务扩大和增长,每个程序的操作员人数都要加倍。在这些工作中废除了古老的七年学徒制度。
还有一个向大型企业——至少是最初的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关键性转变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这部分劳动力比例的扩大一般来说,大型企业中具有很大数量的简单且相对界定分明的工作。许多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雇用到非熟练但有能力的工人。
在新英格兰这些工人一般是妇女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大移民潮到来前更是如此。纺织行业里的作坊和工厂的所有者一般通过两种方法之一来解决他们的雇工问题。一种是罗得岛制度。
即雇用家庭全体成员,分配给父亲、母亲和孩子与其体力和能力相当的任务,并让他们一家一户地住在企业建造的公寓里。在波士顿南部,几乎全是采用罗得岛制度,一部分是由于在对英国方法的模仿中童工最早是在那里推行。
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一地区典型的走锭纺纱使得重型和轻型工作都需要。第二种方法被称为沃尔瑟姆制度，由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威尔和波士顿协会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推行。它雇用20岁左右的女子在大工厂里做工。
姑娘们住在集体宿舍或寄宿宿舍里受到女舍监的严格看管以免这些年轻姑娘的名誉受损。对于沃尔瑟姆制度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农业中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很低。这一观点首先由克劳迪亚戈尔丁和肯尼思·索科洛夫提出。
结语
并得到了李·克雷格和伊丽莎白·菲尔德-亨德利的肯定和支持。相比之下,在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较高且较稳定的南部,则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工业化。而在使用沃尔瑟姆制度的北方,工厂生产率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的价值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