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华工商时报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中小企业在我国制造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也是传统制造业体系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大国，这个巨大工业生产体系由很多块状产业集群这样的“细胞”组成。大量的“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构成了我国制造业的微观细胞。传统产业集群是一个扎根于具体区域的生态体系，许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这个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中小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需要放入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的总体背景中去看，尤其是要跟我国制造业块状产业集群的本土化特征结合起来，从产业链和区域集群的整体角度去考察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红利与县域工业化二次创业传统产业集群是许多地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以浙江、福建、河北、广东等地区最为典型。大量从事同一产品的上下游生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围绕着某一产品的生产，形成了紧密协作的产业链，在空间分布上也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产业集聚现象。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传统块状产业集群的“网络化”“柔性化生产”的特征，使其本身就有着很强的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传统产业集群依靠的是特定区域的众多参与者，利用专业分工和社会合作网络进行协作生产。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具有着“低成本，低风险和低门槛”的特征，它能使产业在县域内迅速发展起来，并依托社会网络实现产业的迭代更新。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产业链生态的信息汇集分析、生产调度协调问题，从而提高产业链的效率和能力，进一步实现县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县域工业化的第二次创新浪潮。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县域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县域。比如说浙江的海宁市和福建的晋江市。海宁市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海宁市制定出台了《海宁市推进“千企万机上网触云”深化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加快推进千企万机上网触云的若干政策意见》积极推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晋江市也提出，“坚持政策支持、平台支撑、标杆示范、引领撮合并举，携手市级行业协会和有关镇街，全力实施制造产业数字赋能工作，引导企业对接外部技术资源，实施数字化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探索虽然传统产业集群的起点比较低，但是传统产业集群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数字红利的到来给县域制造业块状集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由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信息整合能力和生产协调能力，恰恰十分适用于传统制造业块状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生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目前县域产业集群已经开始从生产设备数字化、自动化，发展电子商务，打造职能车间，并逐步向工业互联网方向发展。浙北的许村镇是我国重要的家纺产业集群，笔者对这个镇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调研。这个产业集群早期主要生产丝绸被面，随着丝绸被面逐渐被淘汰，这个地区开始转型生产窗帘、沙发布等室内装饰布。在家纺产业起步阶段，家庭工厂主要使用62式“铁木机”，这些机器也主要是来自于城市丝织厂淘汰的二手设备。后来机器逐步升级为K74型、K84型织布机。年以后，剑杆机开始引入许村镇，随后剑杆机进一步数码化、自动化。21世纪以后，织布机迅速被替换为价值四五十万乃至上百万元一台的数码织机。目前许村镇拥有将近台左右高档数码织布机，一举成为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庞大的纺织产业集群之一，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高端软装面料供应基地的地位。海宁市丁桥镇浙江龙潇医疗5G智慧工厂是县域传统产业打造智慧化车间的典型。年3月，他们投资万元，用了两个月时间，建成了这个全球化5G物联网透明工厂，共包括两个透明车间，日产口罩万片，产品主要发往日本。这个智慧车间的主要特点就是可视化和自动化。可视化，是指公司生产部可以实时掌握车间生产动态，日本客户通过该平台，也可以在云端实时验厂，查看订单进度。晋江市是我国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拥有国内外知名的制鞋产业集群，也是依托产业链的生态系统打造上下工业互联网体系探索最为突出的县域。年初，晋江市人民政府与华为、万物智联签订三方协议，落地孵化中心，致力于用华为的技术、人才及资源帮助更多企业打通技术壁垒，加速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依托于晋江市的传统产业集群优势，晋江已经有包括“制伞圈”、一品嘉、辅城、龙易配、泳衣库等在内的多个产业互联网平台。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挑战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其传统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借助数字化转型，县域的块状产业集群克服了劳动力、土地资源、能耗等方面的要素制约；另外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改变了县域块状产业集群的低成本逻辑和劳动力密集型的特征，使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数字化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第一，政府自上而下的数字化与企业自下而上的数字化需要更好匹配。很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支持数字经济的政策，也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出台了具体的支持措施，为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数字化探索还需要进一步与企业自身的需求紧密匹配起来。从实地调研的感受来看，地方政府往往希望打造“高大上”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则更愿意考虑性比价。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很多应用场景都是从节约成本、克服用地制约、节约劳动力大角度出发，做出的碎片化的、自发的探索，离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智慧园区的理想形态确实还有一定距离。虽然这些自发的、碎片化的数字化探索比较符合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却很难获得地方政府的奖补政策。第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与产业数字生态需要更好融合。传统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某个企业能完成的，需要靠一个产业链甚至一个产业集群综合发力。这就是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的外部性，也就是单个企业的转型能否成功往往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力，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与数字生态体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数字化生态系统，包括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政府和数字技术供给者等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数字生态的制约阻碍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如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很多企业就提及技术第三方不懂行业、行业不懂技术的现象。这即是说，中小企业的数字转型依赖数字生态提供的技术支撑，而这个技术支撑体系又需要紧密地适应、嵌入产业生态体系。因此，打造产业数字生态，需要立足于产业链和区域集群的整体角度，在标准、技术上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整合政府、企业和技术提供方等多方资源。第三，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管控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也要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对一些风险点做好风险管控预案。首先，由于某些高端设备的数据端口在国外制造商手中，因此，我们要正视和评估这种现象对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安全带来风险。其次，由于传统制造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害怕由于工业互联而导致其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被损害，这也意味着数字化转型也依赖良好的产业治理环境。最后，数字时代对制造业的传统形态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个过程意味着一个价值在产业链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我们也要充分预判和评估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机器换人带来的就业问题、比如不同企业获得技术红利的机遇不同带来的企业分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