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工作，更多农民工留在本地，劳动力短缺正在中国各地成为现实，这预示着随着劳动力老龄化和萎缩，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随着今年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苦恼的工厂主们正在努力填补从手袋到化妆品等各种工作岗位的缺口。
尽管中国的病例数很少，但是疫情还是限制了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还有年轻劳动力被服务行业的工作所吸引，这些工作要么薪水高，要么要求低。制造业被他们放在了选择之外。
这些发生在中国的趋势与美国类似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相呼应，美国雇主发现很难雇用足够的工人，尽管在大流行期间失去工作的数百万人仍然失业。
但中国的问题也反映了长期的人口变化——包括劳动力资源的萎缩。
劳动力资源萎缩、老龄化、新生人口快速下降——这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三大趋势。这些趋势对中国潜在的长期增长率构成严重威胁。它们还将使中国向世界供应廉价制成品的“世界工厂”难以维系，从而可能增加全球通胀压力。
“中国早已耗尽其人口红利，”渣打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丁双表示。
当然，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还有，虽然不如以前充沛，而且劳动力在快速老去，制造业是最早感受到这种趋势冲击的行业，感受非常明显。
闫志乔在南方城市广州经营一家拥有约50名工人的化妆品厂，尽管需求增加，但今年未能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工厂难以招聘和留住员工，尤其是40岁以下的员工。
他的工厂提供每小时25元的工资，此外还提供免费膳食和住宿。但他吸引的年轻应聘者寥寥无几。
“与我们这一代不同，年轻人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1岁的闫先生说：“他们可以依靠父母，没有太大的生计压力。他们很多人来工厂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寻找男朋友或女朋友。”
这种说法当然并不完全客观，但是年轻人与老一辈劳动者对于制造业工作的态度确实改变的天翻地覆了。企业要招工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这样也未必能找到足够的年轻工人。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工厂转型的空间并不大，闫老板说，由于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工厂无力提高工资。另一种选择是提高海外买家的价格，如果他们接受的话。
中国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同时，也在努力解决经济中另一个相反的问题:白领职业岗位的工人太多。经济学家表示，今年有超过万的大学毕业生，创下历史新高，加剧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随着中国城市总体调查失业率从去年同期的5.7%小幅降至7月份的5.1%，上月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16.2%，但低于年7月16.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最近取缔校外培训行业，旨在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但是这可能会推高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失业率。根据教育咨询公司MyCOS的数据，年，教育行业吸收的大学毕业生比其他任何行业都多。
然而，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些趋势并没有带来什么安慰。制造业工人的减少迫使许多工厂支付奖金或提高工资，侵蚀了原材料和运输价格不断上涨本已面临压力的利润率。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供应商之一，上个月将郑州一家工厂的新员工工资提高到9,元人民币，前提是能工作满90天。
东莞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表示，随着Delta席卷其他亚洲国家，一些中国工厂的订单出现激增，这使得一些公司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来招聘员工。
“现在很多厂主都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接受新订单，他们是否能够盈利，”他说。“他们最头疼的就是难以找到工人。”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至59岁之间）去年下降至8.94亿，占总人口的63%。根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一数字低于年的9.39亿，即当时总人口的70%。
据官方估计，未来五年中国劳动力预计将减少约万。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近年来通过加大对内陆省份的投资来振兴中国农村地区，为中国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这可能也给一些需要工人的工厂带来了挑战，许多过去长途跋涉在大城市打工的人，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生活。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留在家乡或在附近找工作，中国农民工的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降幅超过万，达到2.亿。
在广州，今年2月份的农历新年过后，BSK时装包厂多名工人中有近三分之一没有回来工作，这一比例高于通常的20%，该公司联合创始人JeroenHerms说。.
“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人，因为许多人不再离开家乡。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于年设立手袋工厂的荷兰人Herms先生说。
他说，工人的平均年龄已经从十年前的大约28岁上升到至少35岁。为扩大生产，该公司计划在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河南省设立新工厂。它还在自动化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年，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工年龄在41岁以上。根据Wind的数据，3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比例从年的46%稳步下降到年的23%。
中国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年度调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厂工作视为苦差事，服务业成为年农民工最受欢迎的就业来源，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
“年轻人不再愿意再像老一辈一样从事那些艰苦的工作。他们对工作的期望要高得多，他们可以等得更久，”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丁先生说。
年疫情，小王在东莞打工了将近六年的时间，从一家工厂跳槽到另一家工厂。虽然工资一直在稳步上涨，工厂的职位空缺也很多，但在去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他没有回来。
相反，他在北京寻找更高薪的服务业工作。现在他是一名送餐员，比他作为工厂工人的月薪高出一大截。已经33岁的小王谈到送货工作时说：“我想在我老了之前多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