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曾说，今后的战争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尽管这句话有着其它含义，但在吾球君看来，这句话放在今天也十分“应景”：
那就是今天评价一个国家的成败，不在于战争的输赢，而在于公共危机的管理。
事实上，对中国的近邻——日本来说，它对此已经体会得最深。
尽管它所掀起得战争曾经狠狠地反噬过它，但对它来说，摆在它面前的各种公共危机——才是必须要面对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从这位近邻身上，学习它在地震、台风以及疫情等危机面前，是如何面对，又如何管理危机。
地震和台风催生“灾害管理体系”
对日本人来说，他一出生，就有一辈子摆脱不了的梦魇——地震。
由于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日本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多大次以上，平均每天发生4次左右的地震。加上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地带正好也经过日本，所以，日本除了地震，还有多达83座活火山。
年的关东大地震，曾导致15万人丧生，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与此同时，瘟疫流行。这一幕成了它永远抹不去的惨痛底色。尽管时间已过去多年，但它依旧不敢放松。
其次，四面环海的日本，也是台风喜欢窜门的地方。
年9月，当伊势湾附近的工业重镇名古屋还在喜气洋洋，为自己建市70周年大庆而忙碌时，台风薇拉不期而遇了。与天斗与地斗与台风斗了多年的日本，早已习惯了台风的阵性发作，加上手头上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一时放下了警惕，就连日本气象厅也很“低调”，结果，当薇拉在一天半时间内升级为五级台风，并直扑名古屋，名古屋市民除了祈祷，已经没法去做任何改变了。
更可怕的是，此时的伊势湾正赶上了天文大潮，两者叠加，让伊势湾的潮水上涨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名古屋也因此创造了3.5米的日本最大风暴增水，并一直保持到今天。在这场台风事件中，有7艘远洋巨轮被抛上了名古屋的海岸。前前后后，名古屋有人遇难。
但名古屋并不是日本唯一受灾的地方。这个名叫薇拉的台风，听上去很女人味，但其实是个执拗、暴躁的女汉子。它的路径诡异，从东南向西北穿过名古屋，划了一个大弧形之后，又折转东北，从北海道附近穿过。前前后后像锯子一样锯了日本两次。整个日本，47个县中，有38个遭到了严重损伤。这也意味着，整个日本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在这次台风事件之前，日本面对公共危机的出现，主要以治山、治水、防洪、防火、防震等单项灾种的应对和管理为主，但是这次大面积的受损，以及涉及农业、工业、交通、通信、安全等方方面面，让日本出台《灾害对策基本法》（年），也是日本灾害方面的根本大法。
它使日本的防灾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单项灾种转向多项灾种的“综合防灾管理体系”。
这个《灾害对策基本法》是由日本中央防灾会议统一制定的全国防灾规划和防灾制度。日本每年都要拨出占财政预算6%左右的防灾预算，来进行防灾科学技术研究、灾害预防事业、水土保护和灾后修复等四个方面的研究。
通过几十年的灾害对策的实施，日本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灾害机理研究、灾害预防、灾害紧急对灾后修复、复兴的体制，自年以来的35年来，日本的灾害死亡人数没有超过人。
它让日本人充满着对这一防灾体制的骄傲。直到另一场地震的到来。
将危机管理上升到国家管理层面
年1月17日的清晨，晨曦微露，睡梦中的神户，和大阪，就被剧烈的抖动给震醒了。
这场猝不及防，震中又紧邻人口密集（当时人口约万人）的日本关西重要城市的地震，让日本又一次损失惨重。在这场地震中，死亡及去向不明者全部达名，倒塌房屋户。其中神户死亡人数人，受伤更是达到人。当地特色经济的制鞋业和清酒酿酒业分别减少85%和50%，三分之一的商业街道被摧毁。
这场地震给日本神户市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吾球君最近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到今年3月底，神户才有可能还清用于清理阪神大地震造成的瓦砾等、为恢复城市旧貌所发行的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亿元）债券。
但是，它还是背负了其它的外债。
地震波不仅冲击了城市，也冲击了日本的政坛。日本自民党再度回归政坛核心。
祸不单行，这年的三月，东京的营团地下铁（东京地下铁）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奥姆真理教组织人员在东京地下铁三线共五列列车上发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约人中毒，人住院治疗。
年底，位于福井县敦贺市的日本首座快中子反应堆“文殊”号的冷却材料液态钠严重外泄，导致反应堆被迫关机检修。此后，“文殊”号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转过年，形势也没有好转，一场O-大肠菌集体中毒事件，让日本上下一片恐慌，经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O-是肠管出血性大肠菌的一种，在肠管上产生溃疡出血，侵入神经产生了毒素，当时，采用任何抗生素药物对它都没有效果。后来，医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经常食用纳豆的人不易受到病毒的侵袭。
这让日本又开始审视自身的防灾体制的缺陷。
“阪神大地震的教训是，虽然防震抗灾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地震使电话系统市政系统等瘫痪，受灾信息的收集和传达等出现问题，表明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脆弱性；”
另外，“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规划等也带来管理上的僵化，包括总理决策在内的国家应急处置机制、在灾害现场的自卫队官员的权限、地方政府的大区域合作。由于信息不畅通，导致政府对地震的先期处置滞后，大城市地区地震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够。
此外，还出现了志愿者和海外援助的应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救护救援等新的问题。”（顾林生，《东京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及启示》，《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5年6月第7卷第2期）
正是这样的反思，让日本在一步步地摸索出了自己在危机管理上的经验：
从年的灾害管理体系，又进一步演变成了危机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将防灾、减灾上升到国家危机管理的层次，形成“防灾减灾-危机管理-国家安全保障”三位一体的系统。
同时，通过完善危机管理体制，设立带有危机管理名称的组织，将其作为政府行政改革和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实现预防保护、有效利用与协调环境三者之间的结合。
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救灾体系，实现“公救”、“互救”与“自救”的结合，并鼓励救灾志愿者的活动。
东京的救赎
相对而言，东京对行政的危机管理的要求更高。
这不仅因为自身“命运多舛”，而且它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圈的“圈主”——东京都市圈有着平方公里（年）的面积，万（年）的人口，以及亿美元（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RP），它一旦出现问题，对日本的影响非同小可，如果应对不当，日本很容易就万劫不复。
所以，东京“要求政府从一般的防灾减灾到增加对生物化学的恐怖活动的应对，从面向一般市民的公共服务到针对老年人的突发事件的应急等采取措施和加大力度”。
也就在中国非典肆虐的3年，东京都建立了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体制，“该体制主要设置局长级的‘危机管理总监’，改组灾害对策部，成立综合防灾部，建立一个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全政府机构能够统一应对的体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像恐怖、NBC事件（指放射性、生物制品、化学制品造成的事件）等本来是自卫队和警察所管的事情，但是都政府在有效发挥这些机构的专业应对危机的功能的同时，调动自卫队、警察、消防干部到都政府集中办公，有利于加强合作和综合管理。”
这种旗帜鲜明的集中管理的模式，也成了世界上的主流形式。
2年，刚经历过黑色“9·11”的美国，国会也授权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建立“国家应急事件管理体系”（NationalIncidentManagementSystem），确立了紧急情况下跨部门协调指挥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框架。
不得不说，正是对自身的苦难有着清醒的认识，让日本人一步步地捍实了自己的“家园防线”。
今天的中国，正急速地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正是在非典那一年，国内人均GDP首次突破美元，达到美元。此后更是一路飙升。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美元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多发期。
中国的公共危机频发，意味着我们需要像近邻那样，将危机管理放在每个人的心目上。
做好危机管理，既是以人为本，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命运，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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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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