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在10多年前风险投资的名单上，你几乎见不到高瓴资本的名字，而现在它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甚至是和腾讯阿里并列的风险投资三大巨头之一。
高瓴资本并不迷恋风险投资，它两只脚其实是踏在二级市场，挟二级市场以令一级市场。一方面，他买着股票、做着并购，比如买格力、百利鞋业、飞利浦的家电业务，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各种公司的定增募资，成为各种行业龙头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一个商业界的明星机构和明星人物，他们的选择对于整个社会的年轻人的选择有极大的影响。过去这些年风险投资制造的巨大的泡沫，这种套利的游戏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打破了一个必要的平衡。
大家不再安心于平凡，不再安心于努力工作，而是希望一夜暴富，这种现象的形成和现在风险投资整个行业进入到了死胡同有关系。
所谓的风险投资就是投资新技术、新经济的风口，而中国经济的特点恰恰是传统经济很不发达，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传统经济其实还很活跃。而新经济有机会，但是比起参与新经济来谋取暴利的这些资金的量来说，新经济的水道实在太狭窄了。越来越多的钱涌到风险投资领域，进入到新经济的狭窄水道，希望去捕捉所谓的行业新的风口获得暴利，使得整个创业投资的新经济领域的泡沫变得非常巨大。
另外，整个的套利游戏越来越疯狂，最典型的就是和共享单车，以及现在的在线教育领域，大量的VC去追逐少量的明星项目，他们不再顾忌这些项目能不能盈利，也不再顾忌他们真正的社会价值或者是长期生存能力，而只希望把它们估值做大，上市套现。这样的做法让整个的创投界的生态变得非常的恶劣，风险投资已经偏离了他们最初的去支持创新创业的这样的初衷，而变成了一种社会的毒瘤，甚至是经济圈的一种贪婪、毫无底线的恶势力。为了做数据做深增长，他们可能完全不择手段。就像蛋壳公寓那样的项目，为了让自己支持的项目做起来，就不断的被资本包装扔到市场上去，那么可能把很多的金融机构和用户给套牢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就是风险投资小池子容纳不了那么多的资金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商业机构，他们的商业模型出了问题，风险投资的创新严重不够，他们机械的套用美国硅谷的做法，把美国模型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这是完全不行的。
那么反观高瓴资本，它虽然是风险投资三大巨头之一，但是其实它是从二级市场开始做起来的。它最早的成功案例就是买腾讯上市以后的股票，它并不是腾讯的早期投资者，后来又参与了京东的投资，然后紧接着在风险投资界越做越大，它从来没有停止在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
张磊在90年代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去耶鲁大学的校友基金会去做实习生。耶鲁大学的校友基金是整个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最大的一个母基金。
耶鲁的校友基金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核心原因就是它的创始人史蒂文森有独特的一个投资的思想和理念，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不落俗套的成功”。这本书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应该去投资一个以股票为主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并且动态的调整它。
张磊很有幸的在史蒂文森的手下做实习生，他年初回到中国创业开始做投资基金时，史蒂文森给了他几千万美元。他一开始起步就是从二级市场开始做起的，他一脚踏在二级市场，另外一边做着风险投资，这样的组合使得高瓴资本在自身的发展上更加的从容。所以高领资本是相对而言很少去参加热门项目的抢夺。
由此可以看到，它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既然有二级市场广阔的海洋供我去驰骋，为什么要去风险投资这样一个越来越狭窄的赛道上去搏命，我为什么要去越来越浑的这趟水里跟着别人去玩游戏？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各行各业都还在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有机会，而不仅仅是新经济有机会，所以高领资本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二级市场事实上是找到了一个蓝海，避开了风险投资这样的一个红海。当然他没有离开风险投资这个领域，而是两边均衡得很好，它在风险投资领域依然是很大的一个玩家。
中国的风险投资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套利的死胡同。他们的变质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贪婪，也是因为思想的匮乏和创新的不足。
高瓴资本自己也有可能变成昙花一现的孙正义和软银那样的案例，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变成中国的巴菲特和伯克希尔那样的一个标杆，能够引领中国企业界和商业的未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康艳兵线下讲座
中国政府宣布在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年前加大减排,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带来什么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更展现了中国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
对中国而言，务实的做法已不是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而是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不仅事关产业问题，也是生活方式问题。
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上，扭转能源结构偏化石能源、产业结构偏重工业的现状，在短时期内完成任务，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企业、投资界以及普通百姓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和生活课题，也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碳达峰、碳中和有哪些挑战？
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年重点任务之一。如何规划布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哪些挑战？经济学家圈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在4月25日举办线下3小时私享思想宴。
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碳中和既是难题也是机遇。绿色项目融资该如何展开？金融如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如何在碳中和前提下，支持绿色经济和金融稳定？而又当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
从存量看，当前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高达40亿吨和7亿吨左右，从煤矿、油田、运输通道等能源供应系统，到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汽车、采暖、空调等能源消费行业，以及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在未来三四十年间完全实现脱碳化改造升级，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增量看，当前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并且采暖、空调、汽车、公共设施等民生服务需求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未来新增的经济产能、民生服务需求仍有很大空间，都需要新增能源需求来支撑。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在碳达峰的目标指引下，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步“脱钩”奠定基础。就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生态碳汇等降碳路径，严格控制高耗能项目新增产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清洁供暖、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等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业，大幅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动源头减碳，优化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布局防范碳锁定风险，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碳排放率先达峰，完善能源价格、碳价、财税、绿色投融资等激励政策。
脱碳化对经济和金融的而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ESG）进行的。而且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将倒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既是推进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形成绿色经济新动能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助力发展方式深刻变革，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占据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蓬勃兴起
目前通过实施能源革命战略，一大批绿色低碳新动能正在蓬勃兴起。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专利数、投资、装机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全球一半，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达到60%左右。这些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零碳低碳技术路径，而且提供了绿色新动能产业支撑。
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大幅提高
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高，电力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主体终端能源。
同时，电源结构去碳化特征将日益显著，水电、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将不断提升，成为未来的发电主体。为推动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发展，分布式能源、储能、调峰、直流、柔性、新型电网、智能控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蓬勃兴起。节能增效持续化、终端能源电气化、电源结构去碳化、能源系统分散化、能源供需智慧化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核心方向。
生产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将重塑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三四十年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传统化石能源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居民生活等终端用能的各行各业中逐步退出，以电力为主的能源方式来支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脱碳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各种高效用电技术、能源供需两侧智慧化互动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高效热泵、绿色照明、零碳建筑、零碳钢铁、零碳水泥等新型脱碳化技术产品方兴未艾，将对未来的技术工艺、产业形态、就业方向乃至生活式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主体
对企业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提出了加快脱碳化转型发展、甚至对某些行业是危及生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绿色投资巨大市场的新机遇。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兴起的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他建议企业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围绕脱碳化转型发展核心方向，结合自身实际，加快转型发展，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研究制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新战略，科学调整核心业务板块，提出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和行动计划。加强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强化节能降成本、减碳创收益，创新绿色低碳投融资合作模式，加强企业管理创新，夯实能源及碳排放数据基础，强化低碳节能岗位和队伍，完善配套激励机制。
嘉宾介绍：
康艳兵，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现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历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助理、国家发改委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副处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党组成员和市长助理（挂职）、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三期）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相关领域的重大理论与方法学、能源系统分析、能源技术经济评价分析、能源-经济-环境定量分析模型，以及工业、建筑、交通、电力、汽车、供热供冷、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和国家、省区、城市、园区等不同区域的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主持参加科研项目项左右，包括国家课题——中国2年低碳目标实现路径与配套政策研究、中国能源与碳排放情景分析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研究、我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研究、中国碳排放峰值与实现路径研究、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我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研究、我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政策与实施方案研究、2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研究、我国“十四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研究、“十四五”中国低碳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十四五”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能源专题）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总体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中长期能源转型战略与路线图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城市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径研究、产业园区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碳交易制度研究、碳交易与碳税比较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国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研究、“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建筑节能激励政策研究、中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研究、热电联产市场与政策研究、供热空调节能政策研究、清洁供暖规划思路研究、绿色照明政策研究、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研究、能源产业转型战略与路径研究、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研究、能源基础设施跨界融合创新发展典型模式与对策研究、我国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转型与投资战略研究、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能源投资转型战略研究、能源普遍服务投资政策研究、我国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绿色供应链节能减碳机制研究、绿色低碳投融资机制研究等。
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项目经验，与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开展了3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作为主要专家，参与研究起草了许多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61号）、《“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41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国函[]号）、《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总体思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1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17号）、《低碳工业园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号）、《“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国发〔〕19号）、《“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等。
获邀对20多个省市低碳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20多个低碳城市试点方案编制实施、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碳交易制度设计与市场建设、10多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试点城市的节能减排方案及能源管控平台建设、20多个低碳产业园区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实施、8个国家低碳城（镇）试点实施方案编制、10多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方案编制实施等地方层面的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工作给予指导。作为国家节能低碳考核组专家，参加20个省的节能低碳责任目标考核工作。
此外，多次获邀参与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能源、环保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节能低碳政策研究制定和项目评审。在能源和节能低碳领域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作为项目设计工作组组长，开发并成功申请了赠款金额万美元的国家发改委（NDRC）/联合国开发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绿色照明工程”项目（三期），并于-年间担任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参与开发设计了NDRC/UNDP/GEF“中国终端能效项目”、NDRC/世界银行（WB）/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二期”、NDRC/WB/GEF“中国节能融资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了NDRC/WB/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一期的评估工作和项目二期的评估工作。
作为评估专家参与了NDRC/UNDP/GEF“中国终端能效项目”、农业部和建设部GEF项目“农村能源与建筑节能”项目、“亚洲能效标准标识/认证有效建立和实施障碍消除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期评估。
作为项目专家，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亚行项目“中国2低碳发展重大政策研究”、交通部世界银行项目“交通综合枢纽节能减碳效果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和亚行项目“昆明市低碳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
荣获“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次）、“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能源局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次）、“国家发改委机关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次）等荣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章50多篇，出版《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情景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中国2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碳交易制度研究》等著作20多部。
围绕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环境、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获邀做上百场讲演报告。